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做实干家，也要做宣传家。
领导干部为什么要成为宣传家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宣传工作，就是民心工作，有效宣传是凝心聚力的精神力量，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领导干部当好宣传家，既是贯彻中央决策的职责所在，也是履行领导职责、检验干部素质能力的重要途径，体现着领导干部的政治担当、使命担当和责任担当。
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到现在，始终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并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土地革命时期的宣传工作，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深刻理解领导干部要成为宣传家的重要意义。
一、让党的宣传深入工农群众动员工农群众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宣传工作一度“陷于停顿的状态”。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随后，中共中央提出宣传和建立苏维埃的口号。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对宣传方针和土地革命口号提出明确要求，指出应当宣传苏维埃的口号及农民协会的过渡作用，团结农民于土地革命的旗帜之下。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让党的宣传深入工农群众，让工农群众知道党的政策，特别是让当时会议提出的“完全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耕者有其田”等土地革命的主要口号深入广大农民心中，是巩固党的群众基础的重要方式。
毛泽东非常重视农民问题和宣传工作，农民协会就是毛泽东等在浙江、广东、湖南等地发动农民斗争成立的组织，至1926年6月，农民协会已遍及粤、湘、鄂等17个省200多个县，会员达915万多人。当时，政治宣传在乡村的普及，农民协会功不可没。毛泽东曾指出：“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1927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明确指出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科学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在井冈山根据地创建时期，红军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
随着革命工作的开展，党深刻地认识到，对工农群众的宣传是党的重要工作。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召开。会议通过了《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强调党的宣传工作要“增加对于扩大群众工作的注意”，提出党的内部宣传工作基本任务是“肃清机会主义残余、消沉倾向和左派盲动倾向(先锋主义，恐怖主义，盲动主义，强迫罢工)以及藐视民主集中制的意义等倾向争斗”，明确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两个具体任务是“增高一切党员的政治知识”“增高党在广大工农群众中工作和宣传员的理论上的认识”。
为了让党的宣传深入工农群众，《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指出，要在进步工人与知识分子中培养一批宣传员;要组织夜校及平民学校以消除党员和群众不识字现象，组织速成科以提高党积极分子的理论上的认识;要利用图书馆、书铺和各种科学、文学及新剧团体等，努力扩大宣传。同时，还对加强工厂、企业与乡村的宣传，强化对工农通讯员的组织领导，建立灰色通讯社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为落实党的六大确定的宣传工作方针和任务，1928年8月， 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加紧反国民党和反第三党的宣传，扩大党的独立宣传，使之深入工农群众;扩大对穷苦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宣传，以促其对豪绅资产阶级的厌恶情绪。1929年4月， 中央又发布通告，指出“宣传的口号是要根据党的政纲和总的路线来决定的”“鼓动的口号，是要以群众的实际的要求来决定的”“在斗争的过程中，一定要加紧我们宣传口号的宣传，使其能与鼓动口号联系起来”。
1928年10月，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明确指出“共产党是要在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会议对宣传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包括：各游击队出发游击时要通过群众大会等形式做好宣传工作;下级党部向上级党部报告工作时必须报告宣传工作，上级巡视和检查下级工作时须检阅宣传工作，特委、县委每周应给下级党部下发宣传大纲;对“苏维埃、土地革命、共产主义、红军，暴动队，都须制定专门宣传纲要，加紧宣传，深入到群众的脑海中”等。
让党的宣传深入工农群众，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群众的心中扎根，进而实现宣传革命、发动群众、组织斗争、指导工作，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目的。
二、党报党刊是党的重要思想武器政治阵地
办报办刊是党的事业中的大事。毛泽东曾对报纸有两个界定：其一，报纸是组织、教育群众和指导、推动工作的重要武器，他要求各级党的领导机关要“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的武器”。其二，办报是一种重要的工作方式，通过报纸，党的方针政策可以“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增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尤其注重报纸在“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中的重要作用。
1927年，八七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决定：中央临时政治局要按期出版秘密的党的政治机关报，党报委员会由政治局委任，政治局之下设出版委员会，“专掌传播党的机关报及中央一切宣传品的责任”。
1927 年9月，中央常委会决定设立出版局。11月，中央常委会决定撤销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妇女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在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之下分设职工运动委员会、党报委员会、秘书处和组织局，组织局下分设文书、组织、宣传、调查出版、分配、军事等科和妇女运动委员会。瞿秋白任党报委员会主任，邓中夏、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陆定一等24人为党报委员会委员。
1928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工作机构设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和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和秘书处，各部、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各委员会直属中央政治局。蔡和森为中央宣传部部长。9月，中央决定，中央宣传部分两个科：宣传科、教育科，还有党报委员会，均直属中央政治局。
1930年8月， 中央的工作机构改为组织部、宣传部、军事委员会、党报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和青年秘书处等。10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瞿秋白关于宣传工作的意见：中央宣传部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为宣传教育工作，一部分为群众鼓动工作。
从这时起一直到1943年3月中央宣传委员会成立，党报委员会除了长征期间有所中断，其他时间一直存在着，始终都是中央的重要直属机构。据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底到1934年红军长征，中央革命根据地出版报刊有《布尔塞维克》《红旗日报》《红色中华》等160余种;1927年至1937年，苏区创办的报刊近300种。这些报刊在宣传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革命思想，以及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始终高举党的旗帜前进的报刊。
《布尔塞维克》是创刊于1927年10月的中央机关刊物，中央决议对其定位是：“《布尔塞维克》报当为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思想之机关，当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及一切反动妥协思想之战斗机关……当做工农群众革命行动的前锋。”1928年11月，《红旗》创刊后，《布尔塞维克》转型成为专门的理论性刊物。
《红旗日报》是创刊于1930年8月的中央机关报，其发刊词表明要成为“广大工农群众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喉舌”。时任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的陈云，深谙党报在政治宣传和组织群众上的重要作用，当年8月18日，他在出席中共上海各区委、各产委党团书记联席会议，讨论工人罢工问题时说，要注意扩大政治宣传，努力推销《红旗日报》。
《红色中华》是创刊于1931年12月的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结合苏区和民众的实际，有效运用歌谣、戏剧、标语等喜闻乐见的方式，浅显易懂的语言，活泼直观的手法，铿锵有力的话语，不断向苏区军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宣传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形式。
毛泽东特别重视报纸的宣传效果，为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打破群众的守旧观点，他要求在文风和通俗性上，要用本地土话，“不会写本地的土话，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以便于群众阅读;在宣传内容上，要多报道“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新闻;在篇幅和字体上，“字数每条不得超过四十字，每期不得超过四百字”，要用“极大黑墨字”，这样才能“看上去明明朗朗”，才能成为“真正群众的读物”。
实践证明，只有贴近群众，群众看得懂、听得懂、用得上，党报党刊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重要思想武器和政治阵地，在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社会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三、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应该成为宣传家
1928年7月，任弼时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强调，对外宣传鼓动工作目前特别重要，尤其在小资产阶级动摇不满国民党时，我党负有思想上领导的重大责任。每个同志必须成为群众中的宣传鼓动家。
当时，中央非常重视宣传工作的开展，除了各地在进步工人与知识分子中培养宣传员之外，军队也在建立宣传兵制度，大力培养更多的宣传鼓动家。
1928年，红四军成立后便建立了宣传兵制度，部队每个机关都有5个宣传兵。宣传兵分为两组，一组是演讲队，一组是文字宣传组。演讲队负责口头宣传，凡军队所到之处，演讲队便手持红旗、标语、传单向群众宣传，甚至挨家挨户宣传;文字宣传组则是“两个人每人提一个石灰桶，大小笔各一支，凡军队经过的地方，墙壁上要统统写满红军标语，写字要正楷，以愈大愈好，要用梯子写得高，使反动派不能随便涂抹”。许多地方群众说：“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等于过年。”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明确指出，宣传教育是实现党的任务的经常的基本工作，“党的正确的宣传工作，便是最实际的工作，而且有推动党的一切其他实际工作的伟大作用”。《决议案》对宣传工作组织机构也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地方党部及区委应当尽可能设立宣传部，党部及区委常委中必须有一人专门负责宣传教育工作;每个支部必须有专门的宣传干事。12月，中央发出《中共中央通知第七十二号——中央党报通信员条例》，要求各省至少有一个中央党报通信员，通信员每半年作一总的政治形势与群众斗争的通信，每月作一次经常的通信。
通信(讯)员是党报联系群众、报道群众、鼓动群众的重要纽带。193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在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提出“党报必须设立全国系统的工农通讯员，经过他们使党报与广大群众密接起来”。1931年3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报领导作用的决议》规定，各省委各区委各支部要实际承担起训练和组织工农通讯员的任务，各级党部负责同志“给党报做文章，实是他的实际工作中的有机一部分，是最重要政治任务之一”。1933年1月，《红色中华》发布《关于红色中华的通讯员问题》的特别通知，要求省与县一级的地方党团政府与工会及红军总政治部与各军区政治部，各选定一名同志为《红色中华》的通讯员，负责消息采写、报纸推销、建立读报小组等工作。
在党的领导下，各级宣传工作有声有色。1933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肯定了长冈乡宣传队的做法：乡一宣传中队，七人，一个队长。每村一宣传小队，大村(长冈、塘背)五人，小村(新溪、泗网)三人，有小队长。为扩大红军、经济建设、纪念节等做宣传。宣传的方式：(一)个别宣传，此项最多。(二)值日代表召集全村群众讨论工作时去做宣传。(三)区县开纪念节大会时向群众宣传，也向别乡别区的“队伍”做宣传。乡苏七天召集队长、小队长共五人开“宣传会”一次。区苏召集全区宣传队长开会，每月至少两次，有三次的。每次时间至少四点钟，会毕回家吃饭。
在长征中，“每一个红军战士都做群众工作”。住在群众家里的战士“同户主一起召集次家庭会议，给这家人讲解红军的性质、红军的奋斗目标，力求使他的宣传得以在老百姓中传播”，“每一个红军战士都随身带有一截粉笔，他每天至少要在走过的地方写三条标语”。同时，面对敌军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通过宣传瓦解敌军斗志，是红军摆脱和战胜敌人的重要手段。1935年2月，国民党军吴奇伟部被俘的1800余人“有十分之八被鼓动加入赤军”。
可以看到，土地革命时期如火如荼的宣传工作真正起到了“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重要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言，“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