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古称西域，自古为丝绸之路要冲、东西方文明荟萃之地，是我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数千年来，西域与中原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宗教诸领域交往交流交融，既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体系中独具特色的重要板块。揆诸历史，新疆发展史之所以具有典型学术价值，根本在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与包容性。正是这一鲜明特质，决定了新疆地区对不同文化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决定了新疆地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新疆地区各宗教信仰的多元并存格局。经过新疆学者的集体努力，《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正式出版。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秉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治学方法，通过全面梳理新疆多宗教并存格局的形成脉络及其中国化演进历程，深刻阐释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重要性，堪称新疆宗教研究领域的一部厚重之作。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封面
中国现有五大宗教中，唯有道教植根本土，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均是外来宗教。这一基本史实表明，中国宗教史的主线，实则是诸种外来宗教如何落地中华大地、融入中华文化、适应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在学理层面可概括为“宗教中国化”。新疆地区宗教史是中国宗教史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整体与部分的逻辑关系，确立了新疆地区宗教史的基本书写范式：立足中国特色多元宗教并存格局，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系统阐释新疆宗教中国化的演进脉络。
考古发现证实，新疆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出现多种原始宗教形态。多尕特洞穴遗存的日月星辰崇拜岩画，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沿线发现的驼、马、牛、羊、鹰、虎、狮等图腾岩刻，以及广泛流行于古代社会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萨满信仰等，共同构成了新疆早期宗教文化的底色。约公元前4世纪，祆教传入新疆。公元前1世纪前后，佛教沿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传入于阗（今和田）、疏勒（今喀什）等地。为安定社会、教化民众，新疆各地统治者礼遇高僧、大造寺院、参与佛事，佛教遂逐步发展为新疆地区的主要宗教。到魏晋南北朝，新疆地区形成于阗、疏勒、龟兹、高昌四大佛教中心，其社会影响遍及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之后，道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陆续传入新疆地区。在伊斯兰教传入后的六七百年间，新疆长期保持佛伊两教为主、多宗教并存的格局，至16世纪初，伊斯兰教成为主要宗教，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新疆地区多宗教并存格局。基于上述历史考察，《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得出重要结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的地区，数千年历史上，从来不存在只信奉单一宗教的民族，也不存在宗教信仰亘古不变的民族。诸如“某一宗教是某个民族天生的唯一信仰”“一旦改信即会丧失民族身份”以及“把某个民族等同某种宗教”等错误论调，既违背历史事实，也严重损害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必须予以正本清源。
新疆地区多宗教并存格局的形成，根植于政主教从的中国政教关系传统。《诗经·小雅》有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夏商周以来，这一国家治理理念始终居于中华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纵观中华文明史，无论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均未出现凌驾于王权之上、教法大于国法的局面，中央政权始终承担着治理宗教事务的重任，推动各宗教不断融入中华文化、适应中国社会，走上中国化道路。这是中国宗教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新疆地区宗教史的底层逻辑。
自秦汉至隋唐，外来宗教一经传入新疆，其中国化进程便随之开启。新疆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佛图澄、鸠摩罗什等高僧由西域赴中原弘法，直接推动了佛教中国化进程。师承佛图澄的东晋高僧道安，被梁启超誉为“中国佛教的第一建设者”。佛教中国化尤以译经事业成就卓著，来自新疆的佛图澄、鸠摩罗什、实叉难陀等兼通汉语、龟兹语与梵语，不仅援儒入释、融通道佛以阐发经义，更通过译经创制了大量汉语词汇，“慈悲”“觉悟”“世界”等沿用至今，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走进克孜尔石窟，雕塑、壁画中蕴含的丰富中国文化元素，令人叹为观止。景教在新疆同样留下了中国化的历史印记。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斗拱结构，取法中原传统建筑技艺；高昌故城景教寺院遗址壁画《棕枝主日图》可见中原绘画风格的影响；吐鲁番出土的景教文献中，包含汉文在内的多语种写本。高昌故城、吐峪沟等地出土的摩尼教文献，亦收录有汉语忏悔词、赞美诗等文本。凡此种种，皆可佐证外来宗教入华即开始本土化的历史规律。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历经与当地民族、社会、文化的碰撞调适，逐步走上中国化道路，集中体现为两个基本认同——对国家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在政治层面，早期信奉伊斯兰教的新疆地方统治者，自觉认同“中国大一统”格局。如喀喇汗王朝自认归属中国，接受中原王朝册封，定期进贡；喀喇汗王朝、东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均非政教合一政权，皆遵循政主教从的中华传统。在文化层面，新疆伊斯兰教不断汲取中华传统文化养分。喀喇汗王朝官方语言中存在大量汉语借词，《突厥语大词典》可为佐证；《福乐智慧》多处吸纳儒家思想，如倡导国君要“向全体人民行善”“处事要合乎中庸”“知礼恭让”“君子报人以德，小人报人以怨”等等，这些价值理念皆与儒家学说息息相通。在建筑艺术层面，新疆清真寺所展现的中国特色更是不胜枚举。始建于1559年的库车大寺，其礼拜大殿为典型中原建筑形制，门窗、雀替、梁柱等处装饰有“卍”字纹、“工”字纹、冰裂纹、菱格纹、套方、祥云、如意、莲花、牡丹、荷花等中国传统吉祥纹。东察合台汗国时期修建的速檀·歪思汗麻扎，仿效中原楼阁式建筑模式，飞檐装饰鸱吻，顶部为六角形塔楼。《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以翔实史料证实：新疆各民族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不存在同源关系，但伊斯兰教自传入之日起，便以国家认同为基础，不断适应当地社会环境，日渐融入中华传统文化。这一渐进的历史过程，正是伊斯兰教在新疆实现中国化的漫长历程。
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宗教领域总体保持和谐稳定，但受“三股势力”渗透影响、宗教团体自身建设不足、宗教工作存在偏差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新疆伊斯兰教领域一度出现“去中国化”甚至“逆中国化”倾向，值得高度警惕。系统推进新疆宗教中国化，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着力解决宗教领域突出问题，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总结治疆规律，丰富完善治疆方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要坚持新疆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实现宗教健康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抓实，要深入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有效治理各种非法宗教活动；要全力维护新疆社会大局稳定，筑牢反恐维稳的人民防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文化润疆，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新疆宗教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在深刻总结新疆各宗教中国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系统阐明了新时代系统推进新疆宗教中国化的一系列有力举措，即全面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全面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修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持续深入开展去极端化斗争；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以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为遵循，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浸润，坚持以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为保障。全书以“凝聚起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力量”作结，彰显了坚持新疆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历史使命。不全面了解新疆地区宗教史，便难以深刻认识新疆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宗教和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等方面肩负的重要责任，更无从期待新疆各宗教健康传承，在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美好新疆的新征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的出版，为深化新疆宗教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学术基础，也为系统推进新疆宗教中国化提供了历史镜鉴。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既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新时代宗教工作的必由之路，更是新疆实现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作者：张志刚，系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