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中华，悠悠文明。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拥有统一的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加强团结、走向强盛的重要基础和强大动力。我国自秦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以来，各朝各代至今都以汉语言文字为主要交流语言文字，这已成为维系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年而不断流的主要载体，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汉字是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早在史前时期，中华先民就在岩石、器物上摹画契刻图画符号，孕育了文字的雏形。我国许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陆续发现了带有刻画符号的考古器物，如贾湖遗址的龟甲、半坡遗址的陶钵、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的陶尊。与汉字直接联系的年代最早的考古发现是山西临汾陶寺遗址（公元前2600—前2000年），这里出土的陶罐上出现了“文字”的“文”，日月星辰的“辰”。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有4000多个单字符号，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从殷商甲骨文字算起，汉字至少已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数千年来，从文字图画到图画文字，再到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汉字的形体虽多有变异，但又一脉相承，忠实地记录了中华文明的光辉历程，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仍在使用的最古老、最复杂的文字，也是最为通用的文字之一。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围绕汉字和汉字文化形成了语言交流圈。古代西夏文、女真文、契丹文等等都是借用汉字的偏旁、部首、笔画，增减变通而创造的文字，仿汉字的有方块壮文、方块白文、方块瑶文、方块布依文、方块侗文、方块仡佬文等。
新疆是我国历史上使用过语言文字最多的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在新疆使用过的语言有30余种，主要有匈奴语、汉语、于阗塞语、犍陀罗语、焉耆－龟兹语、突厥语、粟特语、吐蕃语、回鹘语、波斯语、蒙古语、满语等。先后在新疆使用过的文字也有20余种，主要有汉文、佉卢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吐蕃文、波斯文、察合台文、托忒蒙文、蒙文、满文等。在阿拉伯和波斯字母基础上形成的察合台文，近代分别发展成了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等。在上述文字中，汉语言文字是汉代以来，唯一贯穿新疆历史的语言文字。
1927年，黄文弼先生在罗布泊北岸的土垠遗址发现71枚西汉宣帝至成帝时期的汉简，其中，“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简”是目前新疆出土纪年最早的一件。1931年，英国人斯坦因在和田尼雅废墟中挖掘出26枚汉代木简，文字为当时中原王朝通用的书写形式，较为工整，多以隶书为主。其中一件木简上写有“汉精绝王承书从”等汉字，从而确定木简出土的废墟尼雅遗址就是汉朝属下精绝国故址。1993年10月，中日联合尼雅遗迹考察队第5次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考察尼雅遗址，新发现两枚汉简，其中一枚木残简，正反面均有汉字。据上海博物馆王樾考证，这枚残简是秦汉小学字书《苍颉篇》的残文。公元前60年，西汉统一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在新疆地区实行屯田，并推行汉语。《苍颉篇》是当地民众学习汉语的启蒙课本。
我国历代启蒙课本涉及天文、地理、人伦、道德、历史、农耕、祭祀、教育等内容，都是按古代小学生应当掌握的知识来编写。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丞相李斯作《苍颉篇》7章，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6章，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7章，均以秦小篆书写，作为统一文字的依据。西汉时期在民间教书的“闾里书师”将此3篇字书合一，仍称《苍颉篇》。尼雅遗址发现汉简《苍颉篇》，充分说明两汉时期新疆大地已经推行全国通用小学语文教材。
两汉西域各城郭中，都设有“译长”一职，负责汉语与当地语言互译。据《汉书·西域传》可知，西域各国不论人口多寡、土地大小，均设译长，凡39人。最小的单桓国，仅有户27，口194，胜兵45，亦设有译长一人。译长的行政级别虽低，但也是西域各国不可缺少的重要官职。所以，他们和其他诸国官吏一样“皆佩汉印绶”。
东汉永平16年（公元73年）汉军进驻哈密，置宜禾都尉、建城屯田。2019年在屯城遗址西南10千米处的亚尔墓地，一座汉代墓葬出土有“长毋相忘，既（寄）长相思”八字铭文的铜镜。
楼兰出土的汉文简纸，纪年最早的是曹魏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在此之前，魏晋书迹存世的实际只有陆机（公元261年—公元303年）《平复帖》九行八十四字。
1960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西州墓中出土一份文书，是唐景龙四年抄写的《论语郑氏注》，纸的背面是一首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嫌）池（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这首署名卜天寿的诗中有3个错别字，正说明当时儿童学习汉语的真实情况，也可以从这首诗中看出当地教育的情况：除了诵读儒家典籍之外，还有诗文写作的练习。一个12岁的学生能够以比较正规的书法抄写《论语》，又能按平仄合辙赋诗述怀，说明了唐代汉语文在西域的普及程度。
唐朝统一西域,有力地推动了汉语语言文字的使用,不仅使之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官方语言文字,而且成为民间交流的工具。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曾两次来西域供职，其诗《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曰：“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此处的“花门将军”指唐军将军，“叶河蕃王”指少数民族首领。由于长期的交往交流，唐军将领和少数民族首领互相学习彼此的语言和歌曲，相处融洽，情感相通。于阗王国历史悠久，早在西汉时期与中原王朝就有联系，三国至南北朝时期来往频繁，隋唐时常遣使进贡，其王领唐安西节度副使名号。王名 （如尉迟胜、李圣天），年号 （如：天寿三年），记年法 （如牛年六月十日）乃至官方文书都是汉文、少数民族文兼用的。
公元1124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在西域建立了西辽王朝。进士出身的耶律大石“通辽、汉字”，采用汉族帝王的帝号和年号，将汉文作为官方的行政公文，西辽铸造的钱币也起了汉文名称，叫“康国通宝”、“感天元宝”。
元朝是中原文化在西域传播的一个高峰，在此时期涌现出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学家、艺术家、农学家、翻译家。畏兀儿人阿鲁浑萨里精通佛理后又深研儒学，曾向元世祖建议“治天下必用儒术”；文学家贯云石、萨都剌等皆精通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有极高的汉语诗词造诣；农学家鲁明善著有《农桑衣食撮要》；偰氏家族“一门九进士”。元朝在哈密专设翻译机构，翻译关内来的皇帝诏书和各种公文、信函，并把西部邻国来的国书和信函译成汉文，送往关内。当时哈密有个著名的畏兀儿翻译家必兰纳失里，精通汉语、梵语、藏语及西域各国语言，同时对佛经也有相当研究。
明永乐四年（1406年），明朝在此设立哈密卫，下置指挥、千户、百户等职。意在“为西域之襟喉，以通诸番之消息”。“其西域天方等三十八国贡使至者，咸置哈密，译文具闻乃发。”哈密卫不仅负责接待过往的吐鲁番、别失八里、撒马尔罕、哈烈、天方国等一批批的使者,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而且掌管通贡事务。凡西域诸进贡的团队,都要由哈密进入,他们携带的文书和地方特产礼品,都经哈密卫翻译成文、造册登记,一并上报朝廷。哈密由此成为西域进入内地的翻译中心。而从曾棨的“藩酋出迎通汉语，穹庐葡萄酒如乳”“不用殷勤通译语，相逢总是旧藩王”等诗句可以看出，明代新疆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不用翻译，自己就“通汉语”。
及至清代，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固边疆，其中就包括发展文化和教育，兴建迪化直隶州学、镇西府学、昌吉县学、奇台县学等官学，招收文生、武生、廪生等，并进行科举考试。嵩武军张曜幕僚、清代咏边使人施补华《轮台歌》诗云：“巴郎汉语音琅琅，中庸论语吟篇章。” 这首诗写维吾尔族儿童从小学习汉语，不仅说得非常流利，而且能够吟诵《论语》和《中庸》的篇章。哈密维吾尔人大多都通汉语，而且多是汉维语杂用，对这一独特的人文景观，诗人们留下了生动的一笔。嘉庆年间曾任哈官办事大臣的成书《哈密使署作》云：“慕化藩王能国语，太平边帅似神仙”。光绪年间新疆布政使王树楠《哈密》诗云：“彻田公守望，汉语杂胡戎”。林则徐贬谪新疆时，在日记中说，哈密的维吾尔人“其语与华言大异，然能华言者亦多。”
清代同治、光绪年间诗人萧雄曾在都统金顺和提督张曜幕府作过参军，他的《西疆杂述诗名节》自注：“久于哈密闻其老王伯锡尔为人豪爽……每与总办言公事操京都口音……”哈密九世回王沙木胡索特精通汉文，甚至有一个显然是汉语的名字“西屏”，取西部屏障之意。光绪十年（1884年），沙木胡索特出资兴办伊州书院，这是新疆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招收维吾尔族和汉族子弟入学，教授《三字经》、四书五经等，培养翻译人才，毕业后派往南疆任公职。1928年，中瑞科学考察团成员徐旭生记载回王府 “墙上中堂对联完全汉式。回王年七十一，……衣饰皆汉式，汉语亦极流利，不知者恐难断定为他族也”。
哈密市档案馆藏维汉土地房屋买卖契约共11份，年代从1941年至1945年。其中10份是维吾尔人卖地、卖房给汉人的，1份是汉人典卖土地给维吾尔人的。这些契约中维吾尔人均使用汉文名字和汉文印章。可见，民国时期汉语和汉文已深入到哈密维吾尔人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语言文字工作，建国初期就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和《汉字简化方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改革开放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载入宪法。2000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规定和精神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
哈密城区航拍。（资料图片）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就难以形成认同”。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做好民族工作、增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的长久之策、固本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