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天命之年，和新疆教育结缘。回顾三年援疆支教之路，似有千言万语要说。
至今记得2020年初春，那是一个令人心情澎湃的时刻，受组织部委派，我和同事们要去遥远的新疆参加援疆支教工作。
当时中原大地万物复苏，本是一年之中最美的季节，然而肆虐的新冠病毒改变了许多事情，也包括让赶赴新疆出发的日期一再推迟。我在焦急中等待，而父母的多次询问又使我心中多了一层牵绊。父母亲都已经70多岁，身体也不太好。我是他们的几个儿子中唯一能够陪伴身边的一个，在家中排行又是老大，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他们对我远行不忍割舍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但我也放不下援疆支教这一使命，毕竟援疆光荣而又神圣，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一机会。人生能有几回搏？在犹豫过后，我最终还是毅然选择了奔赴新疆。
当年3月底，出发动员令发出，顶着未曾消散的疫情，我乘飞机直达援疆支教的目的地——东疆重镇哈密，随后被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火箭农场火箭第一学校高中部，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新的工作。
我们在料峭的寒风中抵达机场，随即被转到居住的小区进行防疫隔离。小区窗外连着空阔的棉田，极目所触的是白雪皑皑的东天山，这一切都真切地告诉自己已身在新疆。干燥的空气，思乡的心情，让初来的我彻夜难眠。刚刚来的兴奋，渐渐夹杂了一丝苦苦的涩味。但苦味并不意味着消沉，恰恰相反，我在苦涩中重新找到初心。14天的疫情隔离是一个缓冲，让我的心安静下来，做足准备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援疆工作。
使命召唤，岗位待人。进入学校之后，发现火箭农场第一学校高中部师资短缺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我要担任高三年级4个班的数学课，还兼任高中部数学教研组长的工作，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而且所教学生是一个文科班，三个理科班，知识基础极其薄弱，学习态度非常懒散。可以说身上的担子重到超出了我的预料，但使命和责任不是一句口号、一句空话，既然来援疆，就是责任大，就要有勇于面对困难，有迎难而上的积极心态，我抖擞精神，放开嗓门，开始了日复一日的教学工作。
天有不测风云。在6月份组织部组织的一次体检中，我被诊断出腹内有不明块状物，但不能确定是恶性肿瘤还是良性的，需做进一步检查。我心中不由泛起阵阵恐惧，然而在这远离家乡几千里之外，无人倾诉，只能默默地独自忍受，在同事面前还强打笑言轻描淡写地回答“没什么”之类的话。但人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小车不倒只管推。工作，不能落下！最令人难忘的是教1、2班的大课，共100多个学生，学校专门找一个大教室，还为我配备了音响和话筒，我恍惚有了当年教补习班大课的感觉，但是现实很骨感，孩子们纪律观念很差，不少孩子缺少必要的衔接知识坐不住，导致课堂秩序起起伏伏。面对这种情况，我不得不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展开授课，讲到兴奋处，甩掉话筒，单凭本嗓大呼小叫，火爆的教学场面一时间成了校园的一道风景。在忙碌中，我忘掉了自己有大病在身，同事们也被我讲课的热情深深地感染，也根本没想到我竟然是一个病人。
7月份的暑假终于到来，回到家中，马上去市中心医院重新检查，诊断的结果是，虽然属于良性瘤体，但由于块状比较大，已压迫到腹内其他器官，需要手术摘除。我在7月下旬入院进行手术切割，终生难忘的是我被推进手术室时父母担忧的眼神。手术后在医院里呆了三个星期，随后进入居家康复状态。医生交代让我在家休养三个月，如果是在本校教课，那自然不在话下，但我是一个有着使命在身的援疆人，新疆哈密还有一大群孩子在等着我！转眼马上要进入9月，援疆支教的时间又到了，怎么办呢？我矛盾得难以抉择，一方面身体健康问题，一方面是重要的援疆重任，最终思想的天平倾向了后者，那不但是教育工作而且是援疆支教的政治任务，所以我最终毅然放弃在家的休养，义无反顾地和同事们又踏上了西行的列车，奔向了魂牵梦萦的新疆。
支教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风萧萧兮秋风起，雄心壮志几万里。身为一名人民教师，得到组织的信任，就要有自己的一份勇敢担当，我可以在工作中修养，在修养中工作，这样方能展现中原之子的伟大情怀。
到达哈密后，由于工作需要，我从火箭第一学校调入红星高级中学，担任高三年级毕业班的数学课。高三年级的教学工作紧迫而又繁重，学生面临高考，学习有压力，老师更有压力。办法总比困难多，我除了花费大量时间备课，还充分利用一切时间备学情，通过和其他老师交流，和学生交谈，尽力掌握学生学习动态，以便在教学中调整难度和节奏。孩子们底子薄，于是我利用课间和业余时间对学生进行单独辅导，既让他们体会到老师的关心，又让他们学习有了切实的提高。勤奋工作之余，我也不忘锻炼身体，在新疆的时间里，我的身体不止属于我自己，还属于我可爱的学生，我真正实现了“在工作中修养，在修养中工作”的设想，身体健康指数在提升，学生的学习状态也一天比一天好。
援疆三年来，我不断追问自己，追问自己是否忘掉了初心，每次追问都是警醒，提示自己朝乾夕惕，不负韶华，不负重托，踏踏实实走好援疆支教之路。
